扬州离婚律师

    　【离婚财产如何分割】在国际人权框架下审视中国离婚财产分割方法

    平等的概念不单单意味着以同样方式对待所有的人。给不同处境的人以同等的待遇只会使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而不会使之消失。只有努力解决并纠正这些处境上的不平衡，才会产生真正的平等。正是这种更广阔的平等观念在争取妇女人权得到承认和接受的斗争中成了指导原则和最终目标。(注：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编，《对妇女的歧视问题：公约和委员会》导言第三段，2001年版。)

    妇女的财产权利是妇女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妇女行使其他权利的基础。财产权的不平等使妇女总体上在婚姻家庭关系和社区中处于较低的经济地位，也是导致家庭暴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国际人权法，特别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通过制定国际社会认可的标准和保障机制，成为各国审视其国内法的现有规定、挑战妇女所面临的不平等财产权状况的有力工具。

    目前中国法律所规定的离婚财产均等分割方法，没有充分考虑在经济转型期间妇女所面临的经济地位的劣势和离婚妇女在传统文化和习俗中所遭遇的特有困难。同时，对妇女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对其家庭发展、对包括丈夫在内的家庭成员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和由此给妇女自身发展所造成的制约作用，均未能得到应有的评估和重视。因此，我们应当在国际人权的框架下，对中国的离婚财产分割方法重新予以审视。

    一、妇女的经济地位与离婚妇女的贫困化

    随着我国离婚率的逐年递增，离婚妇女的人群正在扩大。尽管社会已逐渐视离婚为一种常态的家庭结构或生活方式，不再歧视离婚妇女，但我们不应忽视她们所面临的问题和生存状态。

    与中国封建社会以“出妻”为标志的男性专权离婚相比，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代女性终于冲破了传统观念的藩篱，不仅在法律层面上而且在社会舆论与道德评价方面享有了与男性平等的离婚自由权。无论国际还是国内的统计，离婚案件中女性原告均占70%左右，显示了女性在离婚问题上所享有的自主权。但享有平等的离婚权并不能掩盖已离婚妇女在离婚后所面临的尴尬和困境。最近的一份名为《关注单亲女性》的调查报告暴露了离婚妇女生活困境的冰山一角。该调查用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方法对上海50个居民委员会440个单亲家庭和500个双亲家庭进行的入户调查显示：单亲女性的年均收入是男性的79%，其中离异女性是离异男性的81%。对于离婚后抚养子女的母亲来说，即使加上孩子父亲给付的子女抚养费，其家庭人均年收入仍仅为双亲家庭的55%。有44%的离异女性表示物质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或明显下降(注：参见徐安琪著：《关注单亲女性》，《中国妇女报》2003年4月29日。)。这一结果与外国学者的类似调查结果相同。美国学者魏兹曼的调查发现：离婚后一年中，男性的生活水平提高了42%，女性的生活水平降低了73%。她认为，法官根据男女平等原则错误地推断妇女在离婚后有能力和其前夫获得同样多的经济收入，其结果是剥夺了离婚妇女特别是老年家庭主妇及有低龄子女妇女在婚姻中应享有的经济利益。(注：参见夏吟兰著：《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

    根据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在全国31个省会、自治区首府和直辖市对年龄介于18―69岁的当地市区居民的调查，我国目前城市中男女市民在权利、财富和机会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女性在职业、社会阶层、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等主要方面和男性相比仍处于劣势。从事收入较低的半技术劳动工人、服务性行业以及处于下岗、失业、待业的女性明显高于男性，而每月收入5001元以上的女性则大大低于男性，仅占14.4%，女性接受大学以上高等教育的比例也比男性低5.5个百分点。(注：参见《性别公平状况调查》，《中国妇女报》2003年3月 31日。)2001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城镇在业妇女的年均收入是男性的70.1%。在高收入人群中，女性的比例仅有 33.5%，而男性则高达66.5%，在最低收入人群中，这一分布则呈相反的态势。越接近最低收入者，女性的比例越高，而越接近于高收入者，男性的比例越高。同时，尽管男女的收入均值都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在增加，但在同等教育程度(如高中或大学)分组中，女性的平均收入都无一例外地明显低于男性。调查还显示，近10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男女两性的收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而正在拉大。而家务劳动对收入的影响是负值。由于传统的社会分工模式的影响，女性在业者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将近是男性的两倍(女性为173.69分钟/天，男性为74.68分钟/天)。家务劳动对女性在业者的影响存在一个互动的过程，家务劳动时间长会影响在业者劳动投入的质量和数量，同时，对女性劳动价值的低估也会带给女性劳动者负面的反馈，使其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家庭。结果，只能使女性的劳动就业能力更为降低，收入也会随之下降。(注：参见蒋永萍著：《中国城镇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及原因分析》，载《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7页。)

    而这种整体经济地位低于男性的状况不可能在离婚后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离婚妇女生活贫困化是由妇女整体经济实力相对低下的状况所决定的，大多数妇女在离婚后如得不到法律的特殊保障，其生活水平与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相比必然要显著下降。

    同时，离婚后子女特别是低幼年龄子女随母生活较多，已离异母亲大多是家庭事业双肩挑，既要做好母亲，照料子女生活，支撑整个家庭，又要做好工作，甚至要做兼职工作，以提高子女的生活水平。许多人不仅经济捉襟见肘，体力和精力也严重透支。而人到中年的已离异女性，不少人没有较好的教育背景，缺乏经济资源，更要面临再婚困难。

    由此可见，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只有对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和抚养子女的一方(主要是女方)切实地提供法律救济手段和保障机制，才能够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和对弱者的人文关怀，体现我国法律扶弱济贫、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人权理念与精神，也才能够真正实现离婚自由对人性解放的真谛。

    二、离婚均等分割财产原则不能达到结果正义

    依照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婚后所得的共同财产离婚时适用均等分割原则，以及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照顾无过错方等原则。这一规定是我国男女平等原则和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原则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规定中的体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规定过于抽象，且没有充分考虑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方的利益。因此，这些貌似公平的原则，在具体实施中所引致的后果常常使当事人感觉不公平，违背正义的理念。

    关于什么是正义，著名的哲学大师罗尔斯教授在《正义论》中提出：一个正义的社会，应当符合两项原则：一是自由的原则，二是差异的原则。社会的公正应当这样分配：在保证每一个人享受平等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强者有义务给予弱者以各种最基本的补偿，使弱者能够像强者一样有机会参与社会的竞争。(注：参见[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2 页。)保护弱者的正义观历来是法律的重要价值理念。因此，保护婚姻家庭中的弱者利益，以保证婚姻的社会价值和家庭的社会职能的正常实现是婚姻家庭立法的正义所在。而离婚法的正义就是要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前提下，通过对离婚当事人中弱者的利益予以救济，对其所受的损害予以补偿，最终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

    夫妻财产制度及其离婚时分割方法的演进反映了在世界范围内妇女地位的不断提高和社会正义理念的逐步实现。从妻子离婚后一无所有的“财产并吞制”到可以拿回部分嫁妆价金的“统一财产制”、从夫妻各自所有的分别财产制到离婚时有权获得一半财产的共同财产制，直至结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离婚时有权分享增值部分的分享财产制，更多的国家接受了婚姻是伙伴关系的理论，对家务劳动给予与职业劳动等同价值的评价。无论夫妻双方是否均外出工作，是否有经济收入，对家庭所做的贡献应视为相同。因此，即使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行分别财产制，根据离婚时公平财产分割法，一方仍有权分得对方的财产。

    公平分割财产的机制，就是要在离婚时主要不考虑婚姻期间财产的状况和财产的来源，而重点考虑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以达到和实现结果正义。因此，各方面条件处于弱势的一方，不仅可以分割一半共有财产或分享对方增值的财产，而且还可能获得比一半更多的比例，甚至全部。惟此，才符合公平正义的理念。